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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传播史研究的“诱惑”与“陷阱”:与中国青年谈治史的苦与乐
[摘要] 当新媒体出现时，需要有人及时地研究其形态、特征和影响， “与时俱进”是时代的要求，但不能因此而忽视或抛弃对旧媒体的研究，研究者不能成为新媒体或时代的奴隶。报史研究容易掉入早有定论无可研究的“陷阱”。不能盲目地迷信前人的定论，要敢于质疑，“可疑之处”有时正是“诱惑”我们去研究的原因所在。报史研究同时要面对如何判断历史的真伪和解析历史的问题。 [关键词] 新闻史研究；质疑；解析；判断 谈起报业史，我相信很多同学都觉得它是非常枯燥无味的。确实，现在的年轻人大都对历史不太感兴趣，觉得历史就是死记硬背一些年表和事件。其实不仅仅是在中国，在日本、新加坡等很多地方，年轻人都对历史提不起兴趣。当然，这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实际上，正如每个学科的历史一样，新闻传播史研究在新闻传播学科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我个人认为，在进入任何一门学科的领域之前，都必须先掌握有关的历史；只有透彻地了解学科领域的过去，才能准确地把握现在和展望未来。史学是一切学科的基础，这一点并不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改变，过去如此，现在如此，未来仍然是这样。一、误解与偏差——从“报史研究轻松论”、“无用论”到一窝蜂“新媒体研究热”正如刚才我所提到的那样，对于新闻史的研究可能大家会产生一个误会，以为它就是年代的强记。与此同时，在年轻人中也普遍存在着以下两种论调，其一是“报史研究轻松论”；其二是“报史无可研究论”。人们之所以会产生“报史研究轻松论”的想法，主要是误把某些毫无新意的报业通史、概论或重炒前人写过的论文与报史研究划等号。曾经有一名年轻研究者对我说：“搞理论研究真不简单，不像搞报史那样容易出成果。”在他心目中，报史研究就是“东抄西录”，只要花一些时间加以综合整理就行了。 同样的，有些年轻人之所以会产生“报史无可研究论”的看法，主要是因为他们有一种错觉——以为前人已经把报业史研究得“一干二净”，后来者没有研究的余地和空间，除了旧调重弹，不会有其他的作为。 除此之外，在学术界里还有许多人认为在新媒体的冲击下，报纸即印刷媒体的地位明显下降，旧媒体终将被新媒体所取代，因而已经没有研究旧媒体的现实意义了，“新媒体研究一窝蜂”的热潮随即出现。如此这般的旧媒体研究无用论与新媒体研究热，在中国、日本和欧美都非常普遍。如果我们深入分析，就不难发现每个时代都曾出现新媒体，都曾出现类似的现象和论争。比如，广播媒体问世的时候，人们都一窝蜂地把注意力集中于当时的新媒体——广播；后来，“声画合一”的媒体——电视出现了，它具有广播无法比拟的优越性，于是一股研究电视新媒体的热潮又被掀起，人们都在纷纷谈论印刷媒体将否会被它所取代；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网络时代到来了，网络媒体作为多媒体融合的平台，互动加强，信息存储量大，具有许多新的特征，现在人们又一窝蜂地转向了最新媒体——网络媒体的研究。我们只要把近年来各高校的论文进行统计，其结果不难想象。我认为，当新媒体出现时，理所应当有一部分人及时地研究新媒体的形态、特征和影响，“与时俱进”是时代的要求。但不能因此而忽视或抛弃了对旧媒体的研究。 新媒体强大的吸引力背后有着种种原因。新媒体应科技高速发展的要求产生，功能强大，官方、企业和学界都愿意投入大量资金支持和鼓励对新媒体的研究，这是新媒体研究热的原动力。1989年到1992年之间，我在东京大学新闻研究所任副教授。这三年也是该研究所在考虑脱胎换骨，进行学科大调整的三年。在每周的教授会议上，如何改组与怎样为研究所重新定位或摸索新方向，一直是会议的中心内容。在传统上，东大新闻研究所以报纸研究为中心，其中最高成就之一是新闻史研究。在网络媒体和信息科技日新月异的冲击下，东京大学新闻研究所于1992年易名为“东京大学社会情报研究所”，也就是社会信息研究所。早在1987年，针对东京大学新闻研究所筹备改组与易名一事，已故日本资深报人、著名新闻传播学者新井直之就曾为文强调新闻学研究的重要性。他认为每个时代都有新媒体，加强对新媒体的教育与研究也是无可厚非的。对于一部分论者论谓“新闻事业(Jounalism)时代已告结束”或“大众传播时代也告结束”，而认为现在是“信息环境的时代”的看法，新井表示，随着“传播”与“信息”时代的到来，有关“传播”与“信息”在研究与教育上所居的重要性是无法否定的。但与此同时，如何从“传播”与“信息”全过程的角度看待问题也十分重要。为此，他表示有必要不断地思考为什么与为谁而搞“传播”与“信息”的课题。他认为离开了“为什么”与“为谁(服务)”的观点来谈“传播”与“信息”，无疑成为了“时代的奴隶”。他认为新闻事业(指对时事性的问题和事实进行报道和评论的社会传播活动)在于负起对“环境的监视”(即担任哨兵)的首要任务，并不会由于时代的改变而削弱。他不同意新闻事业时代已告结束的论调。“研究者不该成为新媒体或时代的奴隶”，我觉得这句话是真知灼见。很多年轻的专家学者埋头于新媒体的研究，但他们的研究只执著于“新”的内涵，却缺乏对新闻本质的理解和把握。人们如果只是紧跟科技的发展，疲于奔命，最终就会在不断涌现的新科技和新媒体前迷失研究的方向。
其实在任何时代，新闻传播史在新闻传播学科研究中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我的一位日本老师香内三郎教授就常告诉我，他从他的老师，即日本新闻传播学的开山鼻祖、著名的日本新闻史和新闻理论专家、东京大学新闻研究所首任所长小野秀雄(其地位相当于中国的戈公振)的口中听到如下的名言：“任何科目在新闻或传播学院的学科设置中都可以增加或削减，但有三个科目却是不可或缺的，那就是新闻传播史、新闻传播理论和新闻传播伦理教育。这三个科目是新闻传播学系或学院健康发展的根，是其生命力的源泉。”二、分享经验——从存疑、推敲到试探各种寻求原件的渠道 接下来我想和大家分享我研究报史的苦与乐。我个人对中国新闻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1815年到1874年之间的这段断代史，也就是中国近代报业发展的源头。大家都知道，1815年西方传教士在马六甲创立了第一份中文报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1874年王韬创办的《循环日报》是第一份由中国人自办成功的中文日报。由于年代久远，许多资料都已佚失，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对这段历史的叙述非常简单，后来的学者也把他的观点当成权威和定论来引用或借鉴。 与一般的中国报史研究学者不同，我是从学习日本新闻史入门搞研究的。由于学习日本报业史的缘故，我接触到；一部分一般中国研究者没有机会看到的资料；即所谓的“官版汉字新闻”。日本幕府末期，一批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与香港发行的汉文报刊流传到日本，当时幕府政府为了获取新知识和海外信息，就把部分报纸改头换面，编成所谓的“官版汉字新闻”。其中有些还有迹可寻，如大家所熟知的《六合丛谈》(1856—1857)就被改编为《官板六合丛谈删订本》，为报史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史料；但有些报纸的删订版与原报的名称相去很远，为后来的研究者制造了混乱。比如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中指出中国曾经出版过一份名为《香港新闻》的月刊，长期以来这成为了大家公认的定论。但实际上《香港新闻》是中国第一家中文日报——《香港中外新报》之前身《香港船头货价纸》的日本版，中国从未出版过名为《香港新闻》的月刊。 《香港船头货价纸》流传到日本被删去了关于航运和价格的信息，摇身一变为《香港新闻》，这就成为了中国近代报业史研究中的一个“陷阱”。 同时，我们还必须感谢这些良好保存下来的“东洋版”，因为它们为我们提供了大量可供考证与推敲的资料，因为许多报纸的原件在中国已经没有踪迹。就以《香港中外新报》来说，戈公振在1927年出版的《中国报学史》中刊载的1912年《中外新报》的复印件，可以说是当时中国国内保存下来，可供参看的该报最早的版面。 戈公振所列举的1912年的《中外新报》报头明明白白表示该报创办于戊午年(即1858年)，而我在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找到的1872年的《香港中外新报》上却没有在其报头上注明其创刊年。可见，《香港中外新报》创刊于1858年的提法未必正确，1912年的报头可能是后人为了表明《香港中外新报》(当时已易名为《中外新报》)的历史悠久而添加的。这也就是我所谓报史研究容易掉入早有定论无可研究的“陷阱”的原因所在。我们不能盲目地迷信报纸的报头或前人的定论，要敢于质疑“可疑之处”。而这“可疑之处”有时正是“诱惑”我们去研究的原因所在。不久前，我很高兴地从网站上获悉新加坡一位收藏家程章琅先生藏有1889年的一份《香港中外新报》。版面显示，在1889年4月13日(光绪十五年岁次己丑三月十四日)的该报报头仍保持原貌，并未加上创刊于“戊午年”的字眼，这就进一步证实与加强了20年前我对该报报头置疑的根据与推论的合理性。当然，要真正解开其谜底，还得设法寻找原件或接近于原件的第二手资料。但是，如果未发现疑点，再结合东洋版《官版香港新闻》的资料及日本学者的有关研究，我也可能不会那么执著的去寻找早期的原件。 另外，根据戈公振的考证，《香港华字日报》创刊于1864年。《香港华宇日报》在1934年出版的七十一周年纪念刊也自称创刊于1864年，并从1864年算起，大事庆祝其七十一周年。如果我们就此信以为真，将它视为已无可研究的“定论”，这定论其实也就是“陷阱”。但我一直都怀疑这个定论。原因是该纪念刊所刊载的1873年6月4日《香港华字日报》(迄今保留下来的该报最早的影印本)的右上角明确标注“第176号 No.176”，这与1864年创刊的日期显然有巨大的差距。这个无法自圆其说的“可疑之处”，同样的也是“诱惑”我对《香港华字日报》进行考证研究的原动力。《香港华字日报》是《The China Mail》(即《德臣西报》)附属的中文报，而《德臣西报》在大英图书馆和香港大学图书馆都有原件保存，于是我便从《德臣西报》着手。在翻阅《德臣西报》的过程中，我先是留意到该报计划出版中文报的一则广告，后来又有了意外的收获，即发现从1871年3月的《德臣西报》开始的一年间，每个周六都有一版中文专页，名为《中外新闻七日报》。与《香港船头货价纸》不同，《中外新闻七日报》并不是单独发行的报纸，而是《德臣西报》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后来该报于1872年演变为单独出版的《香港华字日报》。
由此可见，在未有充分的资料依据之前，我们不应该盲目地迷信“定论”。 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当我们缺乏一手资料时，我们应该从同年代的中外报刊和相关资料中寻找答案。科学地推断，细心地寻找史料，是报史研究应有的严谨治学态度。 比如说，前面提到的《香港船头货价纸》原件就是通过间接渠道辗转发现的。曾经有位日本学者从我的日文版著作《中国近代新闻成立史1815—1874》中知道我在美国麻省Essex lnstitute(现易名为Peabody Essex Museum)图书馆找到原件后，两年前曾亲赴当地查找原件。但是几经折腾，他也只看到了零星的几份报纸。后来，他在他的美国留学记——《哈佛电脑日记》中写到，我所提到的78份原件可能被人阅后误置或者弄乱了。如果我再见到这位朋友，我会告诉他报纸并未遗失或被散乱地误置，而是他的查阅方法还不周到。他可能一直在中文报纸资料中寻找《香港船头货价纸》原件。《香港船头货价纸》确实是中文报纸，但在图书馆的中文目录中却没有这份报纸。原来，作为香港《The Daily Press》(刺西报》)附属的中文报，《香港船头货价纸》在发行初期可能随英文报纸派送，而一齐被送往美国，我所发掘的《香港船头货价纸》的78份原件就是阴差阳错地被装订在《The Daily Press》的合订本中。因此，如果只查阅中文目录和资料，或未同时仔细翻阅《The Daily Preess》同一年份的两册合订本，是永远无法找到《香港船头货价纸》的大量原件的。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报史研究既不轻松，也不是无可研究，和新闻传播理论一样，这是一门严肃的学问，只有下苦功才能有所突破。“报史研究轻松论”和“报史无可研究论”显然都是站不住脚的。三、客观评价问题——反思不能离开史实和实证研究应该指出的是，报史研究需要大量地占有资料，但我们也不能只埋于旧书报堆中而沦为史料的奴隶。掌握史料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以史为鉴，而在这过程中，就牵涉到如何判断历史的真伪和解析历史，也是报史研究中的如何评价的问题。在评价和解析的过程中，很多朋友都说我们要质疑，要反思，这是十分正确的，也是值得鼓励的。但反思和质疑并不等于“想当然”，应该有明确的科学的史观，以对历史透彻深入的了解为基矗 举个简单的例子，对于传教士东来办报的问题，报史研究者从戈公振以来基本上持批判态度，认为不少早期来华办报的传教士在客观上是外国列强侵略中国的工具和帮凶。近来，有人对此论断开始反思。针对历史的事实和事件应该允许持有不同的观点和解析，也应该鼓励反思，但是这些反思不能建立在空泛的“想当然”的基础上，否则就会产生偏差。比如，有人就“想当然”地提出外国传教士来华办报旨在促进中西文化的交流，或者应该对其正面的贡献予以高度评价。其实，如果我们对报纸原件进行大量的调查和分析，并认真考察了传教士们的态度和当时的中外关系，就不难察觉到，戈公振以来的报史学者对早期外国传教士办报基本上持批判的态度，或者当时的报人王韬等对西人西报的质疑，并渴求中国人自办中西文报，是有其道理的。以《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及其创办人郭士立为例。郭士立实际上身兼数职，他既是报刊的主编，也是外交官，同时还跟外国商人勾结；他曾多次搭乘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船只对中国各港口进行侦察，收集中国各个海港的军备、战舰与炮台布局等军事情报，还绘制了详细的航海地图，并出谋划策，建议贿赂清朝官员，从而达到扩张鸦片贩路的目的；郭士立同时还是《中英南京条约》起草文的中文翻译者，这样的主编所创办的《东西洋考》等报纸怎能予以正面的评价?而对《东西洋考》报纸的内容分析也佐证了这一观点。郭士立在面向西方读者的英文媒体中，就清楚表明其主旨在于如何维护在华洋人的共同利益；而面向中国人的《东西洋考》则大肆宣传“中西一家”，应该互通有无，求同存异。如果我们忘记了上述的事实，仅停留在对其貌似公正的言论或旨在改善西洋形象的说教文章与西方知识介绍等表面文章，孤立的进行分析，从而误信这些报刊旨在促进中西文化交流并予以高度的评价，显然不符史实与有欠公道。这正如我们可以充分利用殖民主义者为其本身目的而铺设的铁道、大桥，并对其具体作用和影响进行详尽的分析，却不能轻易得出殖民统治也有其光明的一面，或“殖民统治也有功劳”的结论。 任何历史的研究都要面对一个问题——怎样看清历史事件的本质，把握历史发展的主线。我们不能想当然，不能因个人主观意愿和看法而臆造，也不能牵强附会地随意得出结论。 有人批评中国报纸过于政治化。中国报纸政治化或过于政治化是事实，但却不能轻易得出结论，认为这是中国人办报的特征，而必须结合中国历史发展的具体过程来探讨。了解报史的人都知道报纸与政治有着难以分割的关系，中国报纸的政治化并不始自1949年和1911年的辛亥革命或者康梁办报时代，乃至更早的王韬的《循环日报》。如果我们考察1815年《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以来西方传教士所办的报刊，特别是《东西洋考》的内容和背景，就会发现在西力东渐、洋人办报的时期，中国近代报纸的源头早就具有了所谓的“政治化”的特点。当时不少传教士身兼新闻编辑、官员和牧师的三重身份，他们所办的报刊基本上是为了改变中国人对西方或西洋人的形象，这些报刊或与叩开中国大门的需要紧密挂钩，或为西方的侵略政策辩护，或肩负起殖民政府“上情下达”的重任，这些也可以说是“政治化”的表现。足见将政治化视为中国人办报的特有风格之说有欠妥之处。
同样地，由于文革时期对鲁迅的地位和影响有过高的评价，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大陆曾经一度倾向于把所有曾经和鲁迅论战过的人都给予过多的掌声，林语堂热就是其中一例。他在1936年著述的《中国报刊和舆论史》(A Hispory of the Press and Public Opinion in China)其实只是以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为蓝本，面向英文读者的通论。正如一名著名报史学家所指出的一般，甚至连白瑞华在其名著《中国的报刊1800—1912》(The Chinese Periodical Press 1800—1912)纠正过的戈公振的明显错误，林语堂也照抄不误。高度评价林语堂对中国新闻传播的研究成果，其实就是对新闻史研究的讽刺。 据我所知，年轻学生中很多人都面临着选题的苦恼。不客气地说，产生选题困难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因为看书太少。我认为，新闻传播专业的学生看书就应该从最基础的科目——新闻传播史开始。另外，我们对报史的研究也要改变看法，不能老是停留在进行通史和概论研究的阶段。认真地说，宏观的通史与概论的书最不好写，这类的书籍可以让像方汉奇、宁树藩、丁淦林、赵玉明等老一辈的资深教授牵头与编写或总结。年轻的学者与其做重复研究，不如花更多气力从事断代史和个案的研究。年轻学者应该深入地发掘资料，对有可疑的定论提出质疑，通过实证性的研究做出客观、可靠、可信的结论，并从中吸取前人的经验与教训。这才是报史研究的目的与意义所在。 历史是一门严肃的学科，我们应该严肃对待。我们要以史为鉴，真正“让历史来说话”，实现古为今用。认识了研究新闻传播史的意义和目的，再埋头潜入有关的研究，并持之有恒，我敢肯定会有良好的收获。我期待在年轻学者当中能够永远保持一支新闻传播史研究的精锐梯队。(本文是根据新加坡学者、日本龙谷大学教授卓南生2002年3月18日和22日分别在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为新闻传播学专业研究生的演讲整理而成。整理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研究生刘波、殷新宇) Tempt and trap in study of communication history——discussing with Chinese youth the pain and pleasure of studying historyZHUO Nan- shengAbstract: It needs people to timely study its conformation, features and influences when a new medium emerged. Marching on with the times is demanded but we couldn' t therefore ignore or abandon studies on the old media. Researchers could not become slaves of the new media or the times. Research on history of the newspaper industry is easily to be trapped by early set conclusions. We should not blindly believe in the words of predecessors and must dare to oppugn the last word, as the doubt is sometimes the reason to tempt us to study. Research on history of the newspaper industry will at the same time demand us to face questions like how to judge the true and the false of history as well as how to analyze the history.Key words: Study on communication history; oppugn; analyze; judge（作者简介：日本龙谷大学教授，新加坡《联合早报》特约评论员，北京大学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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