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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韩关连史的一段内幕
可见,吴大chéng@①是从劝戒朝鲜王朝开心消除如甲申政变之“事故”源头的角度来提出善后对策提倡,其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执法、教诲等诸多内政题目,现实上反应出其时清政府对朝鲜的积极过问政策。其中,“辨党论二篇”与吴大chéng@①《自订[1] [2] [3] [4] [5]
年谱》纪录并无二致,而所谓“六条”之内容序次与《自订年谱》纪录有所差异。鉴于上述奏折为吴大chéng@①本人其时留下的第一手原始史料,而《自订年谱》纪录系吴大chéng@①年届六旬之际“追想之事,间有讹误,仅属初草,而未经修饰者也”,(注:参见《吴kè@②斋老师年谱》,279页。)因而所谓“六条”翰墨的内容序次无疑应以上述奏折为准。至于奏折衷使用“臣等”字样,宛如体现吴大chéng@①与续昌联名提出,应是吴大chéng@①于上奏之际故意顾及与自己偕行之“满员”续昌的缘故。真相上,该奏赔自己即是吴大chéng@①的单独上奏,其《自订年谱》则基础没有提及续昌参与撰写上述翰墨之内容,韩国藏各印本均称“吴清卿”即吴大chéng@①之名,其文风亦吴氏特有议论风格,因而完全可以断定为吴大chéng@①小我私家作品。 仍由笔者发明于韩国的笔谈纪录,凭据其中“昨日国王拜领大人法书”等内容,其时间应是在吴大chéng@①将上述翰墨及亲书两幅字转呈朝鲜国王高宗的第二天即1885年1月15日。至于自称“允植”之笔谈工具,则是时任朝鲜王朝高宗政府兵曹判书的金允植。按金允植,字洵卿,号云养,身世王谢世家,为近代韩国汉诗文各人,在政治上则是近代韩国妥当开化派的紧张代表人物。至1881年,金允植以领选使资格向导朝鲜门生到中国天津学习“军械学造”,并衔命同李鸿章密商朝美条约等事(注:参见权赫秀:《19世纪末韩中关连史研究》,汉城:白山资料院,2000年,52-91页。),以后恒久认真朝鲜王朝对华外交事件,不光同李鸿章等清政府认真对朝鲜事件的主要官员连结书信讨论,与其时驻扎汉城的清军指挥官袁世凯等人也有亲昵来往。 甲申政变发作之后,金允植没有继承金玉均等急进开化派权势所任命的官职,并积极要求袁世凯等出动驻朝清军举行武装过问,因于政变失败后重新得到国王重用,被任命为掌握兵权的兵曹判书。(注:《承政院日志》高宗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三日;《高宗实录》高宗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三日。)《清季中日韩关连史料》第4卷收录吴大chéng@①致总理衙门陈诉中就附有1885年1月7日吴、金二人在汉城笔谈纪录,内容为商讨朝日讨论对策。(注:《总署收会办大臣吴大chéng@①等函附件五:照录十一月二十二日与金允植笔谈》《清季中日韩关连史料》第4卷,1617-1619页。)可见,其时金允植已成为朝鲜国王及其政府与吴大chéng@①相相同的一个主要渠道,同时也是吴大chéng@①代表清政府来影响其时朝鲜政府对日政策决定历程的一个渠道。因此,1月15日的吴、金笔谈,也应看做是上述相同与影响历程的一个连续。 在笔谈历程中,金允植首先奉国王之命来转达对吴大chéng@①“转呈”上述翰墨的谢谢,并进一步商讨整理朝鲜吏治与开办学堂之事,即对上述“转呈”翰墨中所提提倡体现出积极接纳的至心。这次笔谈内容,不光不见于清政府文献及吴大chéng@①小我私家著述,亦不见于已刊之金允植种种著述,如《阴晴史》、《续阴晴史》、《云养集》及《金允植全集》(注:关于金允植小我私家著述等情况,详见韩国学文献研究所编:《金允植全集》壹,汉城:亚细亚文化社,1980年,卷首解题部门。)。因此,这一笔谈纪录,不光是吴大chéng@①的一份散佚文献,同时也可以视做有关金允植的一份散佚文献,因而也是近代中韩关连史的一份紧张文献。 简言之,在韩国发明的上述吴大chéng@①三篇佚文史料,是反应1884年甲申政变之后中韩关连内幕的紧张史料,搪塞进一步深入研究甲申政变之后中韩关连乃至分别在近代中韩两国历史上占据紧张职位地方之吴大chéng@①、金允植两位人物,提供了新的文献资料基础。 三、吴大chéng@①佚文史料在韩国的收藏情况 凭据笔者视察,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藏书阁藏有分别以《吴清卿献策论》及《吴长卿献策论》为题之两个活字印本,其中前者于第一篇“求贤论”右上方钤盖“藏书阁印”章,至于后者所谓“吴长卿”显系“吴清卿”之误。该两印本的内容,即是吴大chéng@①于上述奏折及其《自订年谱》中所称“六条”翰墨。该研究院藏书阁目录中纪录《吴清卿献策论》之书志事变则如下: 《吴清卿献策论》,吴清卿(清)撰,再铸整理字版,高宗年间~光武10。1卷1册(16张)。四周单边,半郭21.3×14.2cm,有界。半页10行19字,29.2×18.1cm,线装。 印:藏书阁。纸质:楮纸。 内容:一张1~2,求贤论。一张3~7,育才论。一张8~9,恤民论。一张10~10节用论。一张11~14,练兵论。一张15~18,缓刑论。 系中国人吴清卿向韩国政府献策者。(注: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编:《藏书阁图书韩国版总目录补遗篇》史部诏令奏议类,1984年影印再版本,13页。) 上述纪录中,所谓“吴清卿”即指字清卿之吴大chéng@①,该印本无疑即是朝鲜王朝高宗政府印行的吴大chéng@①“六条”翰墨。另外,韩国国立汉城大学奎章阁藏有《吴清卿献策论》及《时弊献言》两印本,于第一篇“求贤论”上方分别钤盖“学部图书”、“朝鲜总督府图书之印”、“编辑部保管”三印及“帝室图书之章”、“朝鲜总督府图书之印”二印。其中后者之题经笔者确认,原作“求贤论”,书作“时弊献言”之题签系后人粘贴于原题“求贤论”字样之上,应是收藏或整理者所为,至于其内容及书志事变则与前者完全类似,现实上可以看做《吴清卿献策论》的类似印本。另于韩国国立中心图书馆亦藏有《吴清卿献策论》印本两册,翰墨内容与书志事变与前述各印本并无区别,惟无任何收藏印。简言之,现在韩国共藏有《吴清卿献策论》六个印本,其翰墨内容与书志事变基本同等,应能视做同出一处的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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