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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紫姚黄——微型作家论
王安忆：沪上象牙塔 从《雨，沙沙沙》到《本次列车终点站》，从《小鲍庄》到“三恋”，从《叔叔的故 事》到《纪实与虚构》，从《长恨歌》到《富萍》，王安忆始终处在一种紧张的写作状 态。这二十多年来，几乎找不到第二个小说家能像她一样在高密度的写作状态中一以贯 之。王安忆的勤奋几乎是无法攀比的。她的生活似乎简单得只剩下写作这一桩事儿。萨 特在那本题为《词语》的自传中将自己的一生提炼为两个词：读与写。每次谈论王安忆 ，《词语》就会适时地进入脑海与思维。就王安忆而言，读，尤其是写，就是对她生活 方式与存在方式的命名。实际上，正因为写作，她看似简单的生活其实又透着美轮美奂 的丰富底色。 王安忆的聪明是公认的。她赶上了新时期以来的几乎所有的文学潮流；她并不总是每 个潮流的始作俑者，但每一次潮起之后她总是被发现站在浪尖上。她海绵一样巨大的吸 纳力，使她总是能将同行的优点汇聚成她个人的超拔之处。尽管她在著名的“四不要主 义”的写作宣言中声称“不要风格”，但二十多年来的不断蜕变，她化蛹为蝶，自成一 脉。她标志性的文体，恒定而醒目，就像她自己作为沪上的文化标志一样，令人过目难 忘。也许不会有人去讨论王安忆小说与《百合花》之间在文学上的血脉关系，就好像人 们并不关心王安忆与茹志娟之间的生命关系一样；对于一个心性很高的作家来说，任何 一个出现在王安忆前面的文学目标，都是她必须要超越的，不管是《百合花》还是茹志 娟。她在对目标的超越中确定自己的写作方向。现在，她已经作为某种偶像让人竞相效 仿。她现在需要超越的是她自己了。 早期的写作中，王安忆沉浸在一种外在的诗意经营里，她像一个灰姑娘一样期待某个 意外时刻的到来。从《小鲍庄》开始，她着实意识到了文化寓言所承载的思想力量。她 开始进入一种庞杂的写作体系中，技术与思想的纠缠使她早期的诗意写作变得模糊并最 终被淹没。我以为，她后来的写作是一种“临界写作”，她在多种相峙的写作原则之间 游走，既有自然主义的工笔，又有表现主义的写意，既精耕细作，又随心所欲。她的写 作又是一种“无机写作”，既反对象征主义的联想，又拒绝任何一种单一的价值判断。 她喜欢表达不可表达之物，喜欢用相对主义消解看似坚硬的“确定性”，她毫无疑问地 希望每一个进入她的小说世界的读者在艺术思维与价值判断上永远地停留在无机的散乱 状态。 王安忆最早引起全国性的关注，是她的“三恋”及《岗上的世纪》所引发的多层内涵 的争议。在那些小说里，“性”被刻意抽象，被当成一种支配性的物质力量而存在。“ 性”不仅是某种功利企图的出发点，是失缰的利比多，同时，“性”也是升华力量本身 。所有的心灵都经由“性”而挣脱了利益羁绊，进入澄明之境。这些小说让人认识到了 王安忆的人生智慧。此后，在《叔叔的故事》及《纪实与虚构》里，她的叙事智慧也再 度被认可，她绵密稠厚的叙述风格完全浇铸成型，她开始以自己对存在的细微体悟，借 助逻辑力量推演出一个庞大的虚构世界。她开始充分地享受着作家所专有的“虚构的权 利”。 20世纪90年代以来，王安忆总是不可避免地被方兴未艾的“女性文学”纳入视域。但 中国的女性主义者对王安忆的读解总是那么皮相。王安忆本人也慎谈这个话题。在她看 来，在中国，男人女人所面临的问题是相同的。因此她并不在写作中戳露所谓的“厌男 症”。她对女性的理解极为中国化。她在阐明自己的性别立场时，并不同时为自己树立 一个男性的假想敌。她的世界显然要大得多，并且坚定地表示着她个人对这个世界的无 畏与承担。正如她在谈到自己的写作时所说的：我如此地关注自我和内心，并不意味着 我对这个世界背过身去。 恐怕事先不会有人想到，上海这样一个新兴的城市，其标志性文化人物会落在两个女 性的身上：半个多世纪前是张爱玲，而今是王安忆。上海活在她们用鲜血滋养的文字里 ，因此也就活在永恒里。 韩东：反标 上世纪60年代出生的作家里，余华、苏童是一种类型，韩东、朱文是另一种类型。前 者尽管以“先锋”命名，但他们的文学生命里有着明显的古典主义传统的深重烙痕。后 者则复杂得多，也尖锐得多，他们的存在意味着现代汉语写作在90年代出现了另一次革 命性的断裂。这一次，被割断的，既有意识形态的惯例，也有我们曾引以为豪的文学传 统。 由于对朦胧诗的过度偏爱，我一度拒绝阅读北岛、舒婷之后的“第三代诗”。因此我 错过了在第一时间认识和了解韩东。80年代中期的韩东意气风发地与一大批校园诗人一 起高喊“PASS北岛”的口号，试图矗立起现代中国诗歌的另一座高峰。他们的努力，让 人想起宋代文人殚精竭虑超越唐诗的情景，尽管那情景模糊不清，且无细节可言。他们 的努力渐渐地在日常主义、平民化的价值取向上，在反优雅、反精致的形式取向上固定 下来。韩东一代的诗人最早引领中国文学进入“后现代状况”。我是在读了韩东的小说 之后才回头读他的诗的。他的诗和小说同样吸引了我，并给了我某种震撼。但他的小说 与诗是完全不同的一种写作风格。他的小说像玉雕一样精致圆润，而诗则充满了一种慵 懒的气息。然而，无论是诗，还是小说，甚至他的那些铮铮作响的散文，都是对于我们 这个名教社会的一种蔑视、一种嘲弄、一种谋杀。掩卷而思，许多人都无法想象，韩东 曾是高校的马列教员。我不知道他在那样的课堂上给学生讲了些什么。也许他讲UFO， 讲所有他喜欢的神秘之物。 韩东是上世纪70年代著名作家方之的儿子。我这样说的意思是，他们之间在血缘上尽 管只有一代之隔，但在文学上却远不止这样的距离。他们是相差好几代的作家。如果说 他们之间在文学上有什么继承关系的话，那就是他们对细节的敏感与周全。当然，对文 学的共[1] [2] [3] [4]
同的真诚是不言而喻的。方之喜欢用一种张力式的风格写作，比如他的《内奸》 ，就用一种轻喜剧的俏皮调式叙写命运悲剧，俏皮与怆痛之间的张力就很具震撼。韩东 的风格则沉静得多，有哲学风格，智慧闪烁。他也常用张力式写作，但他使用另一种张 力组合形式。比如他的《交叉跑动》，用一种极其肉欲的方式表达一种柏拉图式纯粹的 爱情。当然，韩东的主题与形式更具变化。他是个多面手，他所涉猎的题材有着他写诗 时的日常主义倾向，而他所开掘的主题则显示了他所受过的哲学训练。他最早引起人们 注意的小说《反标》，是关于语言的，关于语言在某个特定时刻所具有的扼杀力。他最 早引起争议的《障碍》，则是关于“爱情力学”的，在那个故事里，欲望成为法则本身 ，并成为“叙事法则”。 在读过《交叉跑动》之后不久我去了南京，在东南大学的一侧，我看到他小说里写到 的那座人行天桥，并想象了那次引发故事的车祸。我对韩东的身上互融交汇的敏感、睿 智有了更真切的理解。那时候，关于“断裂”的争论还在继续，韩东仍然在四面出击， 同时也在四面招架。不管怎么说，在反抗现行的文学秩序这一点上，60年代出生的一代 总是能取得共识。我不掩饰我对韩东的精神声援。尽管韩东一代的作家仍然不能全面地 代表60年代出生的一代，但我相信，在韩东这样的自由作家身上才可以看到中国文学所 能达到的自由状态。 陈染：另一扇打开的门 陈染在文学上的成长代表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女性文学发展的基本轨迹。她引起 我的注意是1988年，当时我读了她的后来改名叫《纸片儿》的一个中篇小说。那是一部 现代《聊斋》，它诡异的气息让人惊叹不已。我个人在阅读中十分注意作家的语言能力 ，而当时年轻的陈染便以丰润饱满的语感和娴熟轻灵的语言驾驭力，让人感觉到了她深 厚的艺术潜力。之后不久我读了她出道时的那些小说，是我所熟悉的刘索拉式的青春宣 泄，肆意张扬个性主义的启蒙语录。这些小说尽管没有达到刘索拉那样的周全与深刻， 但依然透着某种叙事睿智，以及属于陈染个人风格的充满氛围感的场景描述与情绪渲染 。90年代她再度引起我的注意时，她已然是引领风骚的一代才女，在中流击水，浪遏飞 舟。我之前没能预见到她日后在艺术取向上的巨大转捩。而今逆想，她早期个性主义的 写作主张，非现实或超现实的题材型态，只需适当的酝酿，便会绽出今日私语化的写作 风格与激进的性别立场。 陈染的长篇代表作《私人生活》第一次将性别场景深刻、全面地楔入当代中国的文学 语境中。《私人生活》不仅倡导了90年代盛行的“私人化”写作，倡导了以小叙事消解 大叙事的文学范式，更为重要的是：它倡导了文学中新历史主义形态，倡导了性别意识 形态，倡导了消解式的批判立场。《私人生活》所提供的女性经验，重要的不仅是它的 私秘性，更在于它的本真性，亦即它所提供的经验是不曾被某种强硬的男性意识形态所 改写过的，不曾被扭曲与他者化(other)的。这样，陈染很快就被批评界抬升到了“女 性主义”的理论高度。这种“抬升”某种程度上限定了她，但理论上的界定还是基本到 位的。陈染本人强调自己的写作是一种“超性别写作”，但这种强调的实际意义同样也 被抬升到了与性别立场相关的“主义”的高度。因为，在90年代的中国，在全世界版本 不一的女性主义宣言里，写作本身被认为是女性救赎的途径之一，并在那些激情遄飞 、语不成调的理论表述中充满了本体意味。 这些陈染小说常作为范本被人提及：《私人生活》、《无处告别》、《破开》以及《 与往事干杯》。《无处告别》以黛二与母亲、与情人、与朋友、与现代文明的紧张关系 ，提供了现代知识女性的某种绝境体验。《破开》则是以“姐妹情谊”(sister-hood) 消解传统男女二元的性别模式，是一种激进的性别立场，是直接面对“性政治”的文学 言说。《与往事干杯》在气质上与她早期的聊斋体小说一脉相承，将一个女人在不同时 空里与一对父子的爱情遭遇写得曲折有致，极富想象。在这个小说里，我们也能隐约感 觉到法国人杜拉斯式的风格类型，是一个借助通俗外壳(爱情、肉欲、奇遇、异国情调 等)包装的严肃小说。批评界在对陈染小说的评说中，“身体写作”这个概念已经浮出 水面。在日后的延伸中，出现了像卫慧和《上海宝贝》这样的“身体写作”的极致代表 ，恐怕陈染和我们一样始料不及。 陈染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后辞了教职去了出版社。但任何一种体制性的生活方式对 敏感有加的陈染都是一种桎梏。她最后成为自由撰稿人。她生活相对封闭。在我的阅读 印象里，她是个自恋色彩颇重的女人。但她好研究人，她是一个国际性的精神分析学组 织的成员，中国作家中仅此一人。她的精神分析案例报告做得极其专业，并且她热衷此 道，搜集了大量此间材料。在《私人生活》中，对主人公倪拗拗在精神病院里的遭遇的 精确记述，显然得力于在精神分析学上的造诣。在社会分工日益精细的当今世界，经天 纬地式的作家已经消失了。但毫无疑问，像陈染这样拥有某种技巧的作家总能在文学的 汪洋里占据自己的岛渚。 池莉：生活秀 1987年，池莉在《上海文学》发表《烦恼人生》。这部屡遭退稿的小说，不意竟成为 一个小说流派的标志性作品，小说主人公印家厚则成为某种生存状态的代名词，而“烦 恼”则直接呼应了海德格尔对“此在”的命名。以往小说中司空见惯的价值理想、终极 关怀及种种宏大叙事，在《烦恼人生》中被还原为印家厚式的琐碎生活。印家厚是一个 被生活所淹没的人。池莉的《烦恼人生》除了展示生活鸡零狗碎的原生面目，同时还想 揭示的是她后来一直坚执的存在哲学，即没有可以超越世俗原则的生活方式，没有谁能 真正地“生活在别处”。新时期以来那些打着“人道主义”、“人性解放”旗号的“大 [1] [2] [3] [4]
; 写的人”，在池莉的小说里蜕化为被种种世俗欲望所驱遣的卑琐狭隘的“小人”。置身 生活的汪洋大海，面对世俗的海啸，高呼什么“主体性”，张扬什么“自我”、“个性 ”、“启蒙”，在池莉看来显然是荒诞可笑的。在20世纪80年代末不期而至的文化转型 期里，我们通过池莉的小说近距离地目击了“主体性的黄昏”。 池莉的存在哲学里，“活着”是生命的第一要义。在她的《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 及相关的多个小说里，“活着”的意义超越了一切附丽于“活着”的价值指标。当“活 着”受到威胁时，一切为“活着”而作的努力怎么都不过分：奴颜婢膝、趋炎附势、损 人利己、卖身卖淫……。“活着”才是存在的最后底线。当然，池莉并不有意鼓吹在某 种情境下道德沦丧的“合法性”，她更为关注的是在特定的生存困境里“活着”的本能 意义，以及为“活着”而支付道德代价的普适性与无奈性。池莉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真实 的市民化的世俗伦常。在《你是一条河》里，那种为活着而进行的千方百计的努力，被 提升为是一种民族性格，并冠以“顽强”、“坚韧”这样的形容词以增强此种言说的话 语力量。尽管我对池莉及其小说颇有好感，并认同她对世俗伦常所作的充满智慧的洞察 ，但另一方面，我并不赞同那种无聊的“提升”。这跟我不赞同将“本能”提升为“人 性”的道理是一样简单的。 按海德格尔的说法，人是被“抛入”世界的。没有人可以真正置身世外，没有人可以 “生活在别处”，一切存在都是“生活秀”，是世俗通则的演示。因此，在池莉看来， 没有可以超越物质与利益的诗性存在，比如经典意义上的爱情。与其他大多数的女性作 家不同，池莉拒绝对“爱情”作乌托邦式的纯情阐释。在她的《不谈爱情》中，一对男 女因为各自的利益而结合，虽然因为利益不和而分手，但最后又因为共同的利益而再度 握手言和。在这里，利益是至高无上的，爱情是退而居其次的。恩格斯有言：没有爱情 的婚姻是不道德的。但在池莉的小说里，婚姻里的爱情是可笑的。池莉曾应读者之请， 在小说《绿水长流》中试图“谈谈爱情”。但这个曲折有致的小说，最终却彻底葬送了 爱情。她唯一一次以童话式的笔法写爱情时，将整个场景搬到了西藏。只有在远未被物 质主义所侵袭的边缘地带，在一个笼罩着浓郁的原始宗教气息的所在，童话式的爱情场 景才火花似地闪耀起来。 1998年夏天洪水威胁武汉时，池莉成为我最挂念的一个人。也就在这个时候，她的《 来来往往》因为电视剧的缘故红遍九州。这是用仿诗意的笔法写出的一个中产阶级趣味 的小说。它理所当然地被我鄙视。我喜欢池莉精致而悬念迭出的小说形式，但我不喜欢 她小说里不时的颓废，以及日渐显露的中产阶级式的腐糜。我以为，正是我所拒斥的这 些因素阻挠了池莉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 刘恒：食与色 1986年，由丁玲创办的《中国》杂志在丁玲去世后已是举步维艰。这本杰出的杂志在 这一年里竭尽全力推出了“非非诗派”以及残雪、刘恒等文学新人。刘恒等人日后的文 学成就反过来证明了这本短命杂志的伟大之处。在这一年第6期、也是最后一期的《中 国》上，刘恒发表了他的成名作《狗日的粮食》。这部小说开创了一种文学风潮，使敏 感的批评家意识到一种介于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间的“第三条道路”出现在了现代汉语 写作的前程。80年代中后期，反映式的现实主义尽管已令人生厌，但在某种文学之外的 力量支撑下占据着文学的主潮；“先锋派”的革命意义已显山露水，但先锋派生活在西 方大师的阴影下，让人心情尴尬。以刘恒以及他的《狗日的粮食》为代表的“新写实小 说”则显然试图超越这些限制与尴尬。虽然“新写实”在当时及日后都招来许多尖刻的 批评，在我看来也认为它在整体上没有达到一个理想状态，但我坚定地认为，它是当时 最贴近当代中国人的审美情趣与精神内里的一种写作。 据说刘恒没什么农村生活体验。他是北京人。他对农村的了解主要来自于小说与传说 。但他竟然写出了《狗日的粮食》这样一个发生在乡土空间的故事。这让我想起李白写 《蜀道难》，仅凭卓越的想象，就让从未谋面的景物栩栩如生起来。在《狗日的粮食》 里，杨天宽用二百斤谷子换回一个瘿袋婆，这个瘿袋婆勤勉能干，且利口，全村人既看 不起她又不敢招惹她。在最困难的年月里，是她的勤劳与心计让一个八口之家渡过了道 道难关。日子终于好转了。一天，瘿袋在去购粮的途中因不慎丢失购粮卡，“嗷”地一 声死在了路边。刘恒在小说中将中国农民的生活状态还原到了“食色”层面，在刻意创 设的“粮食”语境里，让所有人物的生命活动退居自然主义的卑微高度。他的小说既有 一种无言的震撼，又充满温柔的怜悯与深重的焦虑。此后，刘恒的《白涡》、《伏羲伏 羲》、《黑的雪》等小说的相继推出，使他很快成为中国文坛的重量级人物。《白涡》 是一部知识分子题材小说，其中讲述的“第三者”故事超越了一般的道德评判，而深入 到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层次，对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情感遭遇与精神处境进行了精致的 描绘。《伏羲伏羲》则是一个乱伦故事，《黑的雪》是一个成长故事，都与性欲有关， 这些小说都表明刘恒所持有的关于驱动生命、推动命运的基本力量的认知。他90年代的 著名长篇《苍河白日梦》在艺术表达上是他的小说的极致。在我看来，这是一部用现代 汉语写成的《红楼梦》，当然它的杰出之处不在于用一种语言去转译另一种语言。实际 上，在这部长篇里，刘恒融入了我们所熟知的多种叙事元素与技巧，将一个陈腐的家族 故事提升到了一个很高的意境。他的小说有着对生活独特而深入的洞察，他富于弹性的 语言功底又使他的叙述从容而张弛有度，虚实相间，出神入化。他的不少小说不久都拍 成了电影并获得国际电影节大奖，他自己也一度成为众多获奖影片的编剧。 最近这两年，刘恒发表了《 [1] [2] [3] [4]
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并将它搬上了电影与电视，获 得了巨大的成功。阅读这部小说，尽管有语言上的快感，但掩卷而思，我仍不满于它显 而易见的精神缺陷。我一向不喜欢北京人对痛苦的那种拆卸方式。北京人的贫嘴、油滑 ，其深层是对于痛苦体验的规避。任何一个规避痛苦的民族或群体将不可能在切肤之痛 中自我奋发。我不能赞成刘恒对张大民的精神认同。 收稿日期：2002-0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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